谏太宗十思疏

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，生活俭朴，颇有作为。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，改元贞观。在贞观初年，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，进一步保持了节俭、谨慎的作风，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。经过十几年的治理，经济得到发展，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，加上边防巩固，内外无事，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，大修庙宇宫殿，广求珍宝，四处巡游，劳民伤财。魏征对此极为忧虑，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，在贞观十一年（637）的三月到七月，“频上四疏，以陈得失”，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就是其中第二疏，因此也称“论时政第二疏”。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，写了《答魏征手诏》，表示从谏改过。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，奉为座右铭。贞观十三年，魏征又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，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，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。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用骈文写成的。但魏征的这篇文章却一扫六朝浮华的余习，不仅内容充实，明白畅达，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。

第一段从开头至“塞源而欲流长也”，先正说，后反说。以固木之根、浚流之源，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。这是正说。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，“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安”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正说和反说，归结到君主必须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，否则，那将是“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”，危及治国之本，动摇王朝的根基，葬送李唐的天下。

第二段从“凡百元首”至“所宜深慎”，分别从“在殷忧”和“既得志”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，正反论述。君主“在殷忧”时，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；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，就能使君臣契合，上下一心。君主在“既得志”时，往往为所欲为，傲视他人；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，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。这样分别从“在殷龙”和“既得志”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，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，从而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，与人结怨。因为怨不在于大小，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，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，众人能保护君主，也能推翻君主。

第三段从“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”至结尾，以“十思”全面阐述“积德义”的具体内容。这“十思”，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，多侧面地照一照“积德义”的镜子。人以铜为镜，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，魏征又给唐太宗以“十思”之镜。可以说，“十思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。之所以说“十思”是多棱镜，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的主旨，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“居安思危”的境界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：“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；文武并用，垂拱而治。”

全篇以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为中心展开论述。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，提出为君必须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的结论。然后提醒太宗，守成之君易失人心。以“思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，脉络分明，条理清晰。文中多用比喻，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；并采用排比、对仗，句式工整，气理充畅。